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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声恒

陈寅恪先生史识高卓、治史方法独到、掌握语言文字众多,学术界早有定评,不待赘述。但他的著述成果与他的自我要求、与学界对他的期许、与他拥有的学术声名及所下的学问功夫均不相称。究其所以,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和平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年盲目、晚年髌足的身体条件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赖以做学问的重要书籍、批注、手稿及参考资料多次的流散和失窃。

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讲究善本秘籍,不占有独家资料,读书时有所感悟心得,随手在书眉上批注,渐渐集腋成裘,以后稍加抄录整理,即可成学术文章。陈先生书籍上的批注就是他学术成果的半成品,它们的流散和失窃,严重影响了陈先生学术成果的出版问世。

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刊载张求会先生《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叙述了陈寅恪先生1948年成为悬案的那次书籍托寄及1937年11月和1938年4月的两次书籍托寄情况。因“张文”涉及家父俞启崇先生和表姑陈小从先生,关于书籍托寄的一些细节因交流的误会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故撰此文就“张文”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予以说明。同时也对陈寅恪先生两次离开北平“南渡”期间书籍多次流散和失窃的情况进行一些梳理。

陈寅恪先生

“张文”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

(一)陈寅恪先生1937年11月撤离北平之前,未托运之书籍是存放在朋友家还是存放在亲戚家?

“张文”云:

“1937年撤离北平之前,陈寅恪对书籍作了不同的处理:能够随身携带的书籍极其有限,……上课常用的书本打包寄往长沙,余下大部分书籍寄存在某远房姻亲家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结果,陈家停留长沙期间,‘北平的书籍还未寄到’,离开长沙后才陆续寄达,堆存于亲戚家里,不幸在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1946年返回北平才知道,存于某远房姻亲处之书籍已不复存在——此即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云‘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见蒋著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陈流求、美延回忆,父母亲在闲谈之际曾不止一次地轻声叹息所托非人,对未尽到保管之责的‘某亲戚’(即某远房姻亲)难免不满,但从不对女儿们公开提及。

“陈氏姐妹的同辈姻亲俞启崇在世时也有回忆,他当年就曾在‘某亲戚’一片狼藉的家中拾得两册寅恪表叔的藏书。(多年后归还陈家)”

“张文”中提到家父的回忆,张求会先生应该是得之于笔者。但在家父和陈小从先生对笔者的讲述中,他们从来没有明确提到过陈寅恪先生将书籍寄存在北平亲戚家到底是哪一年,只是提到过有书籍寄存和“砖头”掉包这件事情。

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载:

“……按:先生逃难出京后损失藏书甚多。第一次交代底稿中谈及此事:‘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还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来岭大时(1948年底,笔者注),我自己先来,将书籍存北京寡嫂及亲戚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不得已将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卖书的钱陆续寄来补贴家用。并将书款在广州又买了一些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增订本,第116页,以下简称《编年事辑》)

由此可见,1937年11月陈寅恪先生离开北平时将未寄出的书籍是存放在朋友家的,1948年底离开北平时才将书籍存放在大嫂家和亲戚家。此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存放在朋友家的书籍,1947年陈寅恪先生从英国治疗眼疾不愈后返回北平时应该都取回了,否则就不会出现1947年冬天由于金圆券贬值,陈家因无米下锅、无煤过冬而向北京大学出售部分“富余”藏书的事情,其中就包括那部著名的《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

陈先生在“文革”中第七次交代稿也说到此事:“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编年事辑》142页)

陈寅恪先生将北京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并处置,应该是大陆解放时局安定以后的事情了。

(二)1948-1949年间,是否存在一个陈先生的文姓晚辈姻亲,发生了“以砖代书”的掉包事件?

“张文”云:

“陈小从和她的一位远亲对此也各有口述史料,可以一并概括为:陈寅恪的一个晚辈姻亲某某,长相俊秀,能言善说,在陈、俞、喻、文等姻亲圈中走动颇勤,人缘颇好。1948年末兵荒马乱之际,陈寅恪委托这个晚辈姻亲寄运物品到台湾。不料,这位公子哥儿平时花销太大,难免捉襟见肘,竟将箱中值钱之书变卖为钱,而代以砖头、报纸,一寄了之。(详《陈小从对陈寅恪研究的贡献》)”

“最新的回忆和猜测在2017年6月11日上午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流求、美延女士秉承‘不取孤证’的一贯做法,共同还原往事的丝丝缕缕、枝枝叶叶。验之以相关文献,两位陈女士虽然不是1948年托寄书籍的亲历者,但是她们的回忆和猜测仍然值得重视。”

“寅恪先生历来好静不好动,平时家里并不热闹。来往较多的,除了同事、学生外,以大伯父衡恪先生的家人为主。加上寅恪先生最讨厌赌博,所以,从未听说那位晚辈姻亲‘公子哥儿’在陈家出现过,更不可能获得寅恪先生的嘱托,为他寄运箱子到台湾。

1948年陈寅恪先生匆匆乘机与胡适一道离开北平,将在北平的所有书籍存放在大嫂和亲戚家,这个亲戚就是陈先生五嫂喻徽的妹妹喻彤。

陈小从先生《图说义宁陈氏》第七十条“姊妹两双性情投”记载:

“1935年,父母来北平探望祖父,母亲(喻徽)这才得以与分离十几年之六姨母(喻彤)相聚一城。六姨父是朱益藩(艾卿)太姻伯之次子。朱艾老既系祖父同乡、姻亲,也系同寓北平的好友之一。在母亲来京之前,六姨母已和大伯妈走得很亲密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另一双姊妹为九姨母(黄国厚)与大伯妈(黄国巽),她们二位曾是20名湖南留日女生中的‘姊妹花’。八年东瀛生活相濡以沫的经历,使得亲情之外更多一份同窗之谊,加上又是儿女亲家(封怀二嫂张梦庄,为九姨母之独女),骨肉之情自然非同寻常。

九姨母平时多住长沙家中,这次是为照应女儿生产而来平的,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此条还刊有一张1935-1936年之间摄于北平西四姚家胡同三号长廊前的照片,是黄国巽、喻彤、黄国厚、喻徽四人的合影。(见《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113页)

从左至右:黄国巽、喻彤、黄国厚、喻徽

这张照片上的四人,一位是1937年11月陈寅恪先生离开北平时,长沙那边接受书籍慢件托运的受托之人——陈先生大嫂黄国巽的妹妹黄国厚。陈先生一家从北平到长沙也是由黄国厚的长子张景福接待的。

陈流求姐妹在《也同欢乐也同愁》有记载:

“十一月廿七日(唐筼《避寇拾零》记载为:十一月二十日夜到长沙,《编年事辑》114页,笔者注),夜八点后,火车到长沙站又是下雨,幸在汉口拍一电报给张景福兄嫂(梦庄之兄嫂),请求有人来接,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他二位,幸而接着了。他家住在北门外,到了他家已夜间十一点,暂住张府上,即张梦庄的兄嫂家。”(见《也同欢乐也同愁》,北京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四月第一版,295页)

另外两位是1948年北平书籍寄存的受托之人——分别是陈先生的大嫂黄国巽和五嫂之妹喻彤。

喻彤的夫家朱家当年住在东城南锣鼓巷附近的秦老胡同里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子中有三、四十个房间。这个四合院原是“辫帅”张勋在北京的宅子。因为他与朱益藩是江西老乡,关系很好,所以张勋离开北京时就将该四合院转让给了朱益藩。而黄国巽在西四姚家胡同三号是租赁的房子,房子的面积不是很大,房间也不多。陈先生的书籍应该数量不少,很占地方,所以才会将一部分书籍存放到秦老胡同喻彤家。

在陈寅恪先生存放书籍八年之后的1957年秋天,家父俞启崇先生陪家祖母喻彝到北京探望多年不见的亲友,就住在祖母的六姐喻彤家里。此时朱家已经搬到地安门外大街烟袋斜街大石碑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北平解放之后朱家卖掉了之前所住秦老胡同的大宅子,另外买了一个小一点的四合院。

家父在姨母家的书柜里无意中发现了几本陈寅恪先生批注过的书籍,并不是在“一片狼藉”中拾得。家父在离开北京时征得姨母的同意将这几本书带走。这几本书有幸躲过“文革”的抄家,并在三十年多年的辗转迁徙中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的书中有两本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开明书局出版的《秦妇吟》铅印本小册子,上面有陈寅恪先生的签名和少量眉批。1990年笔者到广州工作时就将它们带在身边阅读珍藏。大约是1992年,笔者听说陈美延表姑准备出版《陈寅恪全集》,正在收集资料,就将此二册《秦妇吟》交给了她。家父知道此事后颇感欣慰。后来笔者问家父,书上的眉批文史价值大不大,他的回答是:《秦妇吟》和《元白诗笺证》早已成文出版,这些材料已经使用过了,除非是研究人员要做成文前后的文字比较,才可能有用。再问及为什么会在六姨婆喻彤家发现陈寅恪先生的书籍,才知道陈寅恪先生的书籍曾在朱家存放过。

陈寅恪先生的这位文姓晚辈姻亲有名有姓,确有其人,是家父的一位表兄,而且也确实发生过“以砖代书”事件。只是陈流求、陈美延姐妹一是因为年龄小,又没与他见过面,因而可能不知道这位文姓姻亲的存在;二是因为当时她们已经离开北平,没有听说发生过的“以砖换书”事件。

笔者至少分别从四、五个不同渠道听到陈家、朱家、喻家及俞家的长辈说起过此事,不至于是“孤证”。这位文姓姻亲的生父是民国政府的一位高官,与陈寅恪先生既是江西同乡,又是留日同学,后来还有了姻亲关系。所以即使后来发生了“以砖代书”事件,为亲者讳,陈先生也只能是叹息所托非人,虽然对未尽责的亲戚心中存有不满,但他没有在女儿及外人面前提起过该亲戚的姓名。

家父这位表兄曾在国民党的空军当过飞行员,对日抗战时参过战。国共内战时他脱离了部队,躲到北平姨母家里混吃混喝。我听长辈亲戚们闲聊,他是身上没零花钱了,就打起陈寅恪先生寄存在姨母家中书箱的主意。他零敲碎打将一些善本书籍偷偷卖到琉璃厂的一些书店换钱用,然后将砖头装满书箱以蒙混过关,但终究还是被姨母发现。可卖出的书籍却再也追不回来了。这也让姨母喻彤为他落下了埋怨,而交不了差。后来各地的亲戚们也大多知道了此事。

(三)1938年4月陈先生的两个书箱在安南失窃,是否也发生了“以砖掉包”的情况?这个说法从何而来?蒋天枢先生的记录是否存在“张冠李戴”?

“张文”云:

“而1938年4月经安南往蒙自的那次行程,更使得陈寅恪遭逢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由他人代交滇越铁路转运之两大木箱中外图籍,全部为越南人盗去(另以满装砖块之两大木箱换走)。

小从女士等人回忆里出现的那个掉包场景,不排除张冠李戴的可能,也就是说,错将1938年安南掉包案嫁接到了1948年的北平(可能还夹杂着发生在‘某亲戚’家的受托代管书籍失窃案),杂糅在一起。”

追根溯源,关于1938年4月陈寅恪先生的两个书箱在安南失窃,被越南小偷以砖头掉包,这个说法最原始的出处应该是蒋天枢先生编撰的《编年事辑》:

“先生于戊寅(一九三八)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装满砖块),其中多先生批注本。”(见《编年事辑》,第160页)

后来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里说:

“……在先生任教昆明时,有他人代交滇越铁路转运之两大木箱中外图籍,全部为越南人盗去(另以装满砖块之两大木箱换走)。”(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以下简称《读书札记》)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姐妹在《也同欢乐也同愁》里的说:

“……所以他把批注最多最为重要的书籍,用最好的箱子装载,没想到这样更容易引起窃贼觊觎,以致两箱书籍在转运途中全被调包,易以砖块。……”(见《也同欢乐也同愁》144页)

这两处的说法应该都本自《编年事辑》。

根据陈先生现存的书信及其它文字材料,陈先生只提到在安南被盗遗失了两个书箱。

陈寅恪先生给刘永济先生的信: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见《陈寅恪集·书信集》244页,1942年9月23日《致刘永济函》,以下简称《书信集》)

在《编年事辑》里,蒋天枢先生此条关于1938年书箱失窃的记录并没有列在1938年下,而是列在1955年下。因为在这一年陈先生给蒋天枢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到1938年丢书的事情。《编年事辑》记录:

“……越南华侨彭禹铭君曾购得其中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六月先生来信告知此事,并言及其他书情况。录于后。(先生至广州后所来信本都原封保存,俱被毁于‘文化大革命’中。此信独以粘贴于‘编年文目录’后得以保存。)”

陈寅恪先生给蒋天枢先生的信:

“……又有梁秩风君,买得弟遗失箱中之论衡一部,此书不过当时为填塞箱子起见,偶尔放置其中,实非欲带此书也。当日两书箱中中文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充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见《书信集》274页,1955年6月1日《致蒋天枢》)

从以上两封信中可见,陈先生并没有提到书箱被置换,更没有提到箱子里被砖块充满。

从常识分析,异国小偷要偷两木箱书籍,还要预先准备另外两个木箱,并装满砖块予以替换,所花费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前提必须是他们需要向某人或某机构有所交代才能过关,否则,偷走了就是,何必费事换木箱、装砖块。文姓青年为了蒙骗姨妈喻彤,所以要“以砖换书”,台湾“中研院”的员工为了蒙骗上级和同事要“以砖换书”。掉包案有相通之处,那就是“熟人”作案,必须要用“砖头”作一个交代。安南小偷似乎无此必要。

笔者窃以为蒋天枢先生的记忆(或记录)可能有误,张冠李戴了。与张求会先生的说法正好相反,不是认为陈小从先生错将1938年的安南掉包案嫁接到了1948年的北平,而是认为蒋天枢先生误将1948年的北平掉包案嫁接到了1938年的安南了。

蒋天枢先生在《编年事辑》的题识中云:

“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余年,余亦老矣。追怀一九六四年夏谒先生于广州,复承教诲,一别遂不获再见,恸何如之!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受业蒋天枢敬识。”

笔者手头有蒋天枢先生与陈小从先生和陈封怀先生通信的影印件六十多封,为《编年事辑》收集资料的信件达十八封之多。以下摘录几封,可以了解蒋天枢先生当年编撰《编年事辑》的真实情况。

蒋天枢致陈小从函

“……我是寅恪师的早年的学生。现在正在写《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关于隆恪先生,我只知道是哪一年和寅恪先生一同去日本一事,其他则一无所知。盼您接到此信后,将隆恪先生(隆恪先生是否字‘彦和’?)平生一些重要事情、和哪年去世的事告诉我。关于您妈妈的名字、籍贯,和外公的名字,也盼见告。对于方恪、登恪两先生的事迹,凡您所知道的,也望告我。又,您的生平、和哪些年在艺专读书事,亦可提及。……”(《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7月7日)

“……我是民十六年北京清华研究院读书时认识先生的。那时先生已卅七岁,尚未和师母结婚。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地幼稚无知!那时的导师们对学生亲同骨肉,有时我们陪侍先生到附近寺宇或西山去玩,今天给学生写‘事辑’,有些事已记不起来了。……我虽然学识浅陋,但陈先生是我生平最敬重的老师。抗战期间和以后,仅在重庆、南京、上海(即去广州时)见过几次。后来在五三年、六四年到广州看过陈先生两次(都仅各住了十来天)。当先生被迫害死的那年,我生了场大病几死,因而久没给先生去信,师母在师逝世时曾写信来,怕我搬家,信寄到系里,被人扣压四十多天,及我回信,师母已经看不到了。……日内即将‘事辑’卷上,修改后寄给您。您阅后可转给封怀兄,并请他把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告我。……”(《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11月4日)

“给先师写的‘事辑’第一卷,已让人复写出,并已作了修改、增补。(现寄上一份)其中哪些有错误,哪些当删,哪些当改?都请一一见示。封怀先生那里,请您转给他,请他仔细推究,一一签注意见,好么?告我时,只提出某页、某年、第几行,有什么问题即可。

关于先师的身世,所知的太少。于家属方面不免写得多些,藉以知道先师的身世和生活环境。……此‘事辑’,上卷为到清华之前。中卷是到清华后以致去广州之前。卷下则为到广州以后。到广州以后的事,如封怀先生再告诉我一些,以便再补充,那就是我很大的奢望了。”(《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79年11月28日)

“……前些时,出版社把审阅后之‘事辑’三册送我再看一遍,我又乘此机会将先生的批注书中摘录多条补入。您有关大伯生日的意见,也乘机补入了。可见做事一点疏忽不得,我一疏忽便忘了许多事情。幸天假之缘,得以补过。……”(《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0年8月4日)

“……我写的‘事辑’,已大体写就。可惜一时没找到人代抄写,无法寄给您看。并且,还想修改、增补。总之,须把抄本寄给您和流求妹看过,提了意见,经修改后,才能算为定稿。”(《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0年10月10日)

“……再,前者小从妹寄来的您的‘几点看法’中,您认为‘有些与本题关系不大的’,业已尽可能删去。至家人所提供材料,因为改动则‘失真’,故多用原文。有不必要的讲话,则删节。……我写的‘事辑’错误定很多,以迫于交稿期,不及再请您订正了。您的回忆录,以牵涉的时间甚长,只得附于卷后,敬以奉闻。……”(《蒋天枢致陈封怀函未刊稿》,1981年4月12日)

“‘事辑’定稿已交出版社。事情颇有波折,上月北京科学院某要人派人来沪,想将交出版社的‘事辑’稿子拿去北京,在他们办的有关历史刊物上发表。我因想要印支行排、繁体字,碍于情面,经与出版社洽商,由我再修改一份稿子,一份交由北京先发表,一份仍交出版社照旧排印,将来在北京发表以后,然后发行。……‘事辑’经您大力协助,始得有成,谨向您致谢。您代封怀兄写的‘回忆录’,起初本想全文附在最后,后来怕他们有意见,索性将原文有关部分分别节录入当年下。未经与您商酌,乞谅!……再,付印稿中有些后来加入的,您所看稿中还没有,特告。……”(《蒋天枢致陈小从函未刊稿》,1981年5月12日)

引用多封蒋天枢先生的信件,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1、蒋天枢先生受陈寅恪先生重托,为编辑、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呕心沥血。《编年事辑》只是作为《陈寅恪文集》的附录而编撰。《编年事辑》资料的收集从1979年6月开始,此时离他与陈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离陈先生身归道山也已经过去十年。蒋天枢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包括1964年陈先生托付后事的那一次,只与陈寅恪先生见过五次面。在与陈先生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陈先生是否跟蒋先生谈起过“砖书掉包”一事,笔者不敢妄自揣测。即便陈先生聊起过此细节,由于时间过往太久,蒋先生不一定记得清楚。

2、蒋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诗词比较熟悉,但对其家庭、亲友往来的细节不太了解,所以他编辑《编年事辑》需要向陈先生的亲友了解大量的信息。可以肯定,在为《编年事辑》收集资料时,陈小从先生与蒋先生见面一定会聊到“掉包”的故事,虽然她并不确定文姓青年“以砖换书”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3、蒋先生从开始编撰《编年事辑》到1981年9月该书出版,匆匆两年多时间,蒋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信件向陈先生众多亲友、同事和学生收集资料,须谨慎斟酌取舍。又因修改变化多,出版时间要求紧,难免出现疏漏错误。否则也不会在蒋天枢先生逝世十年之后的1997年又再出版《编年事辑》的增订本。另外《编年事辑》虽然是按年代记述,但由于资料繁杂,来源不一,所以有前时记录了后事的(如陈先生第一次交代稿中将1937年发生的事情与以后发生的事情记录在一起,而此材料就收在1937年下);也有后时记录前事的(如1955年因蒋先生收到陈先生信件又谈及了1938年的旧事),这样蒋先生难免会发生年代和事件的“张冠李戴”。

4、《编年事辑》中1955年下“先生于戊寅(一九三八)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装满砖块)”这一条,蒋先生用括号将“另易以两木箱,装满砖块”将这句话单独标出来,笔者猜测蒋先生也不是很确定此事,所以才用括号标注出来,但又要记录此事以备忘。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大胆推测蒋天枢先生误将1948年北平的掉包案嫁接到了1938年的安南,并记录到《编年事辑》1955年下。不知笔者的这个“大胆猜想”和“小心求证”是否能说服读者。

关于陈寅恪先生两次南渡书籍丢失的大致情况

关于陈寅恪先生1937年11月、1938年4月及1948年的三次书籍托寄及书籍的损失与失窃,“张文”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未涉及到者,补充如下。

(一)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全家逃离北平,南下长沙,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约在11月27日抵达长沙。陈寅恪先生撤离北平前,将所有书籍分成四个部分进行了处理。

甲:随身携带的文稿箱;

乙:随车快件托运的部分书箱(重要书籍和文稿);

丙:不随车慢件托运的部分书籍(大量批校过的书籍和教学用书籍);

丁:寄存北平朋友家的书籍(不便带走的大部头工具书和大量的研究东方语言学的书籍)。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交通中断,晚于陈先生到达长沙的丙部分书籍全部焚毁于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这部分书籍的损失,造成陈先生在西南联大给学生授课无书本可用,亦使陈先生损失了大量批校过的书籍。

陈先生在给学生陈述、劳干的信中说:“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史、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书信集》202页,1938年5月1日《致陈述、劳干》)

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月,陈先生与家人再次从长沙启程,经桂林、梧州,于1938年1月30到达香港。甲、乙部分书籍随陈先生一路南行。

乙部分书籍到底有多少箱呢?

陈寅恪在给陈述的信中说:“……弟之四箱(书籍)仍照原议,请芮逸夫先生交与桂林广西银行唐溪盦先生收领,不须运滇,即希转告芮先生为荷。弟现在港候护照,大约尚有一月留滞,方能取道安南入滇也。……”(《书信集》186页,1938年3月廿日《致陈述》)

陈先生此信是从香港寄出的。陈述收到此信后有注:先生在长沙有图书四箱,曾嘱述运至桂林。述随后搭木船顺湘江转全州至桂林。此时陶孟和、梁方仲诸中院同人已先到桂林。

由上信可看出,除了这四箱书籍之外,陈先生随身起码还携带了两箱以上的书籍去了香港,因为之后陈先生在安南被盗的两个书箱不在这四个书箱之内。

(二)1938年4月,陈寅恪与浦薛凤、张荫麟等人同行,从香港出发,取海道赴安南海防市,转往暂设在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家眷则寓居于港。

陈寅恪先生两箱最重要的书籍、批注、手稿托运后在安南途中被越南小偷盗走,让陈先生痛心不已。这两个书箱的失窃,严重影响了陈寅恪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发表。连过去已发表的文章都丢失了,他想从事研究但手头上已无资料可参考。从陈寅恪先生给陈述的信中,从侧面可以看到陈先生这种窘况:

“史语所集刊中载有拙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者,不知昆明所中尚有之否?如有之,求检寄一册:如无之,能以该册之本数、分数见示否?……”(《书信集》187页,1938年6月8日《致陈述》)

“前书已封,而傅先生书目始送到。检阅其中有通典一种,共四十本,想是浙局本。弟欲借一读,但不知所中有石印或商务印书馆重印较小之本否?如有商务十通本,则通典仅一大册,携带尤便。如无之,则只可将此四十册带来也。”(《书信集》188页,1938年12月3日《致陈述》)

“……兹再求查本所有无日本西京出版东方学报中内藤乾吉论唐六典文。如有,祈借出;如无,则乞代钞海中刘肃大唐新语及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书录关于唐六典文示下至感。”(《书信集》192页,1939年11月23日《致陈述》)

“又因弟自己所藏之史语所集刊皆已散失,而傅先生所藏者乃本所唯一之全套,不便久远出借,故拟恳求将兄所藏之本内有下列拙著者,借至香港或英国,再寄还。如下列之本兄亦无之者,则拟在此就傅先生藏本钞一份也。一、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二、李唐氏族问题。三、李唐氏族问题后记。四、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五、杂论李唐武周先世问题。六、武瞾与佛教。兄如无者,若所中他友有之,亦求代借为荷。”(《书信集》194页,约1940年6月《致陈述》)

(三)1939年春,陈寅恪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将赴英国讲学。暑假陈寅恪离昆明赴香港,准备全家从香港搭坐轮船去英伦。陈先生到香港又托运了五箱书籍,其中又有两箱搞错了,不知所踪。

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述:

“……五箱已运到,甚慰,拟将未成之稿携欧,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书信集》58页,1939年7月6日《致傅斯年》)

“……弟五箱运到而错了两箱。此两箱中,恰置弟之稿件,虽又托人查问,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复失,空喜欢一场,反增懊恼。将来或可以藉口说: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此殆天意也。……”(《书信集》59页,1939年7月12日《致傅斯年》)

“……两箱书换去,托大纲代查,渺渺茫茫,未必有归还之望,姑尽人事,以俟天意。……今日妻病稿失,又在东京会议之后往牛津,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书信集》60页,1939年7月26日午后四时《致傅斯年》)

“……弟则定八月三十一日法船行矣,所失书亦无消息,皆可愁也。……”(《书信集》62页,1939年8月6日《致傅斯年》)

在陈先生抵港后不久,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也去不成了,全家只好滞留香港。正如陈先生信中所言: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令人忧闷不任。到了九月份。陈先生只好独自一人从香港重返昆明。陈先生此时留有诗作《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可见此时陈先生心情之悲凉。诗云: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离难骨肉病愁多。

狐狸埋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四)1945年秋天,八年抗战刚刚胜利,陈寅恪先生受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英伦治疗眼疾。陈先生从昆明起飞,经缅甸到印度,辗转到英国。至1946年3月,陈先生尚未归国。唐筼带着孩子尚滞留在成都,有四箱书籍在重庆交给史语所同仁托运至南京。此四箱书籍后来是否运到北平,无从知晓。如果没有运到北平,是否被史语所运到了台湾呢?

唐筼致傅斯年的信说到此事:

“兹有一事奉恳者,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寅恪来信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筼又及。”(《书信集》120页,1946年3月16日,《唐筼致傅斯年》)

(五)1948年12月15日,北平战事已迫近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及家人匆匆入城,后与胡适一道从南苑机场乘飞机到南京。将书籍存放大嫂和亲戚家,是陈先生离开北平前安排的,还是全家匆匆离开北平之后再请人办理的,就不得而知了。存放在北平亲戚家书籍的失散和失窃,使得陈先生在北平时期的批注本和一些善本书都失去了。

总之,陈寅恪先生两次“南渡”过程中损失的书籍,严重影响了陈先生的著述成果,这是陈先生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现代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里感慨:

“……纵观先生批校书,上述二十一种,不及(陈先生所有书籍的)什之一;他若长沙大火失去之书,其中多有批校本。而最为巨大之损失,在先生任教昆明时,由他人代交滇越铁路转运之两大木箱中外图书,即有批校本数部之多。……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去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以故,长沙及滇越铁路失去之书,无异间接减少先生著述若干种。”(见《读书札记》)

安南丢书之后,陈先生虽然极力补救丢书的损失,尽量利用剩下的批注本发表研究成果,但心情是沉重的。

陈寅恪在给刘永济先生的信中说:

“……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原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存。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前岁在昆明,即依《通典》批注,草成《隋唐制度渊源论》,已付商务书馆刊印。……去岁居港,又取《旧唐书》上之批注,草成《唐代政治史》一书。此次冒险携出,急欲写清付印。盖中年精力殚竭,绝无成效,所余不经意之剩余一种,苦复不及身写成(弟字太潦草,非亲写不可),则后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见《书信集》246页,1942年9月23日《致刘永济》)

陈寅恪先生在不经意中得以保存下来的《通典》和《旧唐书》书眉上的“略有批注”,就成就了《隋唐制度渊源论》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大作。如果没有1938年安南的书箱失窃,陈先生会给后世留下怎样的学术成果呢?

与他相知甚深的俞大维先生曾言:“他(陈寅恪先生)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见《也同欢乐也同愁》144页,俞大维《悼念陈寅恪先生》)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